“最高立法+政策”特殊经济功能区制度模式不断完善。从顶层的建设方案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，到最高立法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》，再到180多项政策文件，形成了“政策+法律”的制度框架体系。

        经济要素流动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设计特色鲜明。从“两个15%”所得税（高端、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；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）优惠政策到“零关税”三张清单（自用生产设备负面清单、交通工具及游艇正面清单、原辅料正面清单）有序实施，以“三税”（零关税、低税率、简税制）和“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”（贸易、投资、跨境资金流动、人员进出、运输来往等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）为主要特征的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逐步构建，已累计发布134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。

        开放型经济蓬勃发展。海南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近五年年均分别增长23.4%、17.7%，经济外向度近五年提高15个百分点，实际使用外资近五年年均增长63.5%，五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超过之前三十年总和。

        园区极点引领模式成效明显。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范围为全岛，建有洋浦经济开发区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10多个重点园区。2022年，13个重点园区累计完成投资1261.5亿元，以不到2%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省超三成的投资和超五成的税收。

        对于海南全岛封关运作，存在着几点挑战，未来还需要大力突破。

        一是面对世界形势动荡变革的挑战，要保持战略定力。海南自贸港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建设的，国内外形势严峻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，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。这更加要强化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定力，保持中国特色、坚守自贸港的世界本色，切忌出现一些常态性波动就举步不前或步子放慢，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”，要坚持长期主义。

        二是面对片面理解“安全”的守成挑战，要强化突破开拓。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提出“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，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，推出一批战略性、创造性、引领性改革举措”“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”。但实际运作中，可能时常过于强调安全或者片面理解安全，而导致推出的建设举措可能隔靴搔痒，甚至南辕北辙。海南作为我国境内最高开放水平的特殊经济功能区，要强化先行开拓、突破引领。

        三是顶住对自贸港建设等于服务业开放发展为重心的误解挑战，要强化构建均衡产业结构。海南省区域面积大，但经济规模较小（海南省面积3.54万平方公里，2022年GDP6818.2亿元；深圳南山区面积187.53平方公里，GDP超过8000亿元），要强化构建一二三产、制造业与服务业均衡的产业结构，避免自贸港建设等于服务业开放发展为重心的建设误区，坚持“实业兴岛”“实业兴港”。

        四是针对“大门打开、小门未开”的“玻璃门弹簧门”挑战，要强化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和世界先进自贸港，构建“一线放得开”自贸港制度体系。自由贸易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链接世界的最高水平开放形态，旨在打造“境内关外”的自由经济体系，应树立营商环境“走在全球前列”的目标，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和借鉴世界先进自由贸易港经验，构建“一线放开、二线安全高效管住、港内自由流转”的制度环境。

        五是要守住安全的风险挑战，创新确保二线“管得住”。海南岛封关运作后，来自全球货物、资本、人员等要素的涌入，将会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。这就要求不但要管住战略安全而不要偏离自贸港的发展方向，更要牢牢守住国家安全底线，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、不允许搞意识形态破坏、不允许走私洗钱、不允许搞黄赌毒、不允许破坏生态环境、不允许腐败。与此相应的是，要不断创新监管模式和技术手段，严格防范数据、金融、生物、食品等安全风险，加快构建“因区因业施策”的开放体系，建立健全自贸港版的投资安全审查机制，率先构建制度型开放的安全保障体系。